如何应对人口负债?

发布时间:2022年06月09日
       刘云龙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, 引发了持续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。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、流动性吃紧的情况下, 全球的融资目标都集中在了中国身上。于是, 始于1978年的“中国全球融资”格局发生了突变。外国直接投资(FDI)让位于中国的海外投资(ODI), 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让位于资本输出和资本扩张。 “全球融资给中国”是全球发展为中国伟大复兴提供的又一历史机遇。时机恰到好处, 掌握在正确的人手中:一是将人口红利的“堰塞湖”转化为抗旱救灾的“堰塞湖”。二是在全球范围内释放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风险, 通过跨期、跨境套利实现风险对冲;第三, 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释放经济、人口债务条件下的资本形成压力。 2035年的中国 中国要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, 其复杂性和难度不亚于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。我们必须应对人口债务、开放经济和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影响。笔者个人有以下几点建议:一是到2035年, 把我国建设成为全球养老大国。据笔者预测, 到2035年, 我国养老金资产总额将达到79万亿​​元。届时, 我国将成为全球第二大养老金市场, 资产规模仅次于美国。我国养老金资产占2030年占GDP比重将从现在的5.0%上升到51.2%, 2035年再小幅下降到47.3%左右。79万亿元养老金资产的积累主要不是靠基本的第一支柱来完成的。养老保险制度。第二支柱, 以企业年金制度为代表的补充养老保险, 成为主角和主力军。从三大支柱承担的养老金资产积累压力来看, 从2011年的10:1:1下降到2035年的33:44:1。也就是说, 目前我国养老第一支柱(即国家财政支付)要承受5倍的压力, 到2035年只需要承受0.75倍的压力。可见, 通过企业与个人分担养老责任, 国家缓解了财政压力, 避免了“高福利陷阱”。据测算, 假设到2035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5%, 养老金从65岁开始到80岁(即领取期限为15年), 城镇居民每年可以领取的养老金数额领取约3.9万元, 农村居民每年可领取的养老金金额仅为4500元。这样一来, 79万亿元的养老金资产总量是巨大的, 但从人均数量上来说还是很小的。二是到2035年将我国建成全球金融中心。2035年我国养老金资产规模预计达到79万亿​​元。按照3:1的比例, 我国保险资产规模应该是26万亿元。以养老保险基金为代表的长期资金总量将达到105万亿元。按照1:2的比例, 预计到2035年, 我国长期资金对应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融资规模将达到210万亿元。也就是说, 到2035年, 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融资规模至少是2011年的5倍。养老金投资不仅可以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, 促进金融结构和融资结构的变化, 推动我国成为全球金融大国。力量;还要用养老金发展和养老金投资, 为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基础。实现跨界、跨时间的多重套利, 可以避免“老化陷阱”。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是指吸引印度、巴西、俄罗斯、南非、澳大利亚、欧洲、美国、日本等人口红利、资源、技术大的国家的优质企业来华上市, 并将我国的人口红利和养老金红利转化为资本的强大购买力, 推动我国成为全球金融中心,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。届时, 中国人足不出户就能用人民币和养老金购买世界上最有价值、最稀缺、增长最快的金融资产。当我国进入人口债务时期, 政府和居民可以通过持有金融资产分享全球发展红利。资本市场国际化是连接人口红利、养老金红利和资本红利的桥梁。根据中国人口学家的研究, 应对人口债务的影响研究表明, 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是发达国家的两倍, 老龄化程度从10%到20%, 中国只需要20年, 而美国是57年, 德国是61年。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,

我国在人均GDP只有4000美元的时候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, 而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在15000美元左右。
       发达国家在人口老龄化时期, 人均收入水平较高, 资本存量较为充裕。结果, 资本取代劳动力的技术进步, 产业结构升级为劳动节约型和资本密集型。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具有“未富先老”的特征:“先老”导致劳动力供给逐渐减少, “未富”导致生产结构持续依赖劳动力的使用。可能的结果是劳动力成本上升, 导致相对比较优势减弱。当前, 劳动力市场出现“刘易斯拐点”现象, 暗示着我国相对比较优势的逐渐下降。经济研究表明:在人口红利时期, 往往能带来高储蓄、高投资、高出口的可喜局面, 经济保持高增长;在人口债务时期, 通常会出现投资、消费、出口和储蓄下降的不利局面。 , 经济增长将放缓。中国社科院蔡放教授测算表明:近20年来, 人口红利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约为25%; 2020年前后, 人口红利贡献由正转负; 2030年后, 人口债务将带来约25%的负贡献。同时, 人口老龄化也将这将给现收现付型基本养老保险带来直接打击, 因为它直接导致老年抚养比和社会抚养比的上升, 从而加大了基本养老保险的筹资压力。从我国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的比例来看, 1980年为13:1, 1990年为10:1, 2010年为5:1,

2020年为3:1, 2025年为2.5:1。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估计, 如果我国现行养老金制度不进一步改革, 2020年、2030年和2050年养老金缺口占GDP的比例将分别超过5%、15%和75%。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研究所测算:到2050年, 当年养老金缺口占GDP的比重为6.8%-8.24%, 累计资金缺口占95% GDP 的 %-122%。在希腊债务危机之前, 公共债务与 GDP 的比率约为 110%。可见,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压力和金融压力不容小觑。虽然人口老龄化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, 但我国今后将实施长期资本发展战略, 将养老金制度嵌入社会经济发展中, 将人口红利转化为养老金红利, 储存起来, 然后转化为资本红利和财务红利。这样, 以养老金为代表的长期资金, 既可以增加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, 又可以充分弥补人口红利逐渐枯竭带来的不利影响。经济平稳增长和长期增长, 而且由于我国将重点发展补充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, 强化企业和个人的养老责任, 通过发展第二、三支柱养老金, 不仅不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, 反而可以减轻财政压力。总之, 通过实施长期资本战略, 我国完全可以避免“老龄化陷阱”。开放经济的影响 在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看来, 一个国家也有自己的人口年龄。也是“世界属于你, 因为你年轻”。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可以通过人口年龄中位数来计算。代表。人口年龄中位数是总人口按年龄排序后, 可以分成人数完全相同的两部分。人口中位年龄越大, 该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。人口的中位年龄每时每刻都在变化。 1982年我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2.9岁, 1990年为25.3岁, 2000年为30.8岁。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, 我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开始以较快的速度增长。到2050年, 日本人口中位年龄将从现在的43岁提高到56岁以上, 西欧国家从现在的40岁提高到50岁, 美国从现在的37岁提高到40-42岁, 我国将从现在的32岁增加到45岁。与美国相比, 当时的中国年龄要大得多,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大问题。在开放经济条件下, 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就像一条河流, 星罗棋布, 纵横交错。
       中国人口发展和资本形成的河流, 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河流一样, 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海洋中延伸、扩张, 相互注水或抽水。每条河流的水位线是各国人口的中位年龄。一旦缝隙形成, 不同河流的水就会来回流动。当中国处于人口红利时代, 外资和热钱一起涌入中国, 相当于为中国的江河注水, 使潮水上涨。中国, 相当于从中国的河流中抽水。但是, 一旦我国从现在开始实施长期资本发展战略, 逐步将我国建设成为全球养老大国和全球金融中心, 不仅会留住进入中国的外资, 还会吸引外资不断涌入中国。长期资本战略的组织实施实施长期资本发展战略, 实现人口红利向养老红利的跨越, 需要长期、长期、远程的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。长期的资本发展就像一条长河。其上游是:大力发展养老基金, 汇集长期资金。措施包括:进一步加大国有股配比, 从目前的10%逐步提高到15%, 充实全国社保基金;提高全国社会保障总体水平, 实现全国基本养老保险盈余基金的集中化、专业化、市场化管理, 提高投资收益;扩张社会保障覆盖, 尽快实现真实个人账户;运用税收优惠政策, 促进企业年金制度、职业年金制度和个人税延养老保险产品的发展。中游是:将长期资本投入资本市场, 推动资本市场发展、金融结构转型、融资结构转型;促进消费增长、产业发展、实体经济发展。下游是:资本市场国际化、人民币国际化、铸币税和铸币税优惠的获得、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风险的释放。这样, 中国未来就能获得:强大的资本市场、强大的产业发展、强大的人民币、强大的国防。为此, 笔者建议:一是建立专门的协调机构。养老金发展涉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人民银行、银监会、证监会、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和地方政府。 , 需要协调。拟成立“国务院长期资本发展办公室”, 专门负责规划、指导和实施长期资本战略。适时成立“中国养老金监管委员会”, 实现统一监管、专业监管, 确保养老金发展长期稳定。二是出台企业年金、职业年金、个人税延养老保险产品的税收优惠政策和金融投资政策, 鼓励用人单位设立和个人参与各类养老金计划, 实现养老金投资的保值增值。三是出台相关法律法规。养老金发展和监管离不开法律支持。建议尽快出台《退休收入保障法》, 保障老年人的经济安全;适时出台《养老金监管法》, 实现对养老金发展的依法监管。将陷入“高收入陷阱”的国家联系起来 事实上, 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关注的是欠发达国家面临的“低收入陷阱”现象, 并强调了资本形成的重要性。事实上, 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对于世界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、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仍然至关重要。世界银行《东亚经济发展报告(2006)》提出了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概念。他们观察到, 巴西、阿根廷、墨西哥、智利、马来西亚等国家, 虽然早在1970年代就都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, 但直到2007年, 这些国家的人均GDP仍然停滞不前或有所上升。很少。他们经常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:无法在工资上与低收入国家竞争, 在尖端技术开发上无法与富裕国家竞争。这些国家虽然通过资本形成走出了“低收入陷阱”, 但资本积累没有后劲, 最终落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事实上, 仍然存在“高收入陷阱”现象。有三个典型代表:一是二战后, 英国直接从“日不落帝国”沦为“英国病人”, 直到“撒切尔革命”后才重新站起来。 1980 年代。 “撒切尔革命”的主要措施包括:私有化运动、提高旧的黄金革命, 金融革命。三大战略的落脚点是大力推动资本形成, 从而给英国带来新的希望。伦敦金融城也再次繁荣起来, 成为与华尔街齐名的国际金融中心。
       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, 英国金融业超过美国, 位居世界第一。第二个是1970年代的美国。由于西欧国家和日本的强势崛起, 全球资本的分流导致黄金从美国外流, 美元不断贬值,

最终导致与之挂钩的“布雷顿森林体系”崩溃。
       美元和黄金。于是, 美国出现了“失去的十年”, 直到“里根革命”才带来“里根繁荣”。事实上, 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, 美国经济学界围绕资本形成进行了很多讨论。以减税着称的供给学派希望通过减税来刺激投资, 加速资本形成, 这已成为里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。 .除了推动减税, 里根总统还实施了著名的“美国强战略”和“长期资本战略”。 “美国强战略”是指:强势美元、强势美军、强势华尔街、强势科技; “长期资本战略”是指:建立以长期资本为基础, 由美国间接融资的全球金融秩序。其结果是, 在强势美元政策的推动下, 养老资金的汇集, 以及资本市场的繁荣, 以石油美元、东亚元、欧洲美元为代表的全球资本回流美国, 围绕华尔街、美国资本形成 理所当然, 资本形成不足的美国反而成为世界上资本最丰富的国家。第三个是1990年代以来的日本, 它迎来了泡沫经济破灭后的“过去二十年”。从二战后到1980年代, 日本在GDP、人口红利、技术、贸易、债权等方面迅速成为世界大国。按理说, 资本形成没有问题。然而, 日本严重的“少子化”和“老龄化”导致投资消散;经济泡沫和金融银行业已经消散了资本;日本是货币大国, 流动性大国, 但日本不是金融大国, 东京也没有成为国际金融中心;零利率政策使日元成为全球套利货币并消散货币。事实上, 相对于GDP规模, 日本的资本形成已经捉襟见肘, 通货紧缩加剧,

“高收入陷阱”现象十分明显。
       可见, 资本的形成并不是一劳永逸的。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困难, 处处有陷阱和惊喜。从经济角度看, 在人口负债的情况下, 成功促进资本形成, 就是抓住经济发展的“牛鼻子”。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来看, 一个国家最大的资本形式是社会所有成员的凝聚力和团结, 以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。因此, 要超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 既要通过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增长, 又要通过社会改革促进社会发展, 让全体公民共享经济发展的红利。